家庭治疗观_重庆心理咨询|心理医生|婚姻情感心理咨询师【心旅心理咨询中心】

科学模型有助于规范学科分界和设定有关主观事件和寻求答案的方法论的议事程序。如果把个体作为研究单位，关于人类行为的临床理论，诸如心理分析，就很可能强调内部事件、心理组织和内心冲突。在这种情况下，方法论就倾向于内省、回忆过去，在对当前问题的解释上倾向于探索历史基础，从早期童年经历中寻找根源。例如，一个成年个体的症状形成，被认为是个人早期发展遗留下来的未解决冲突的结果。如果要帮助当事人降低目前的情绪冲突，那揭开意义重大的童年创伤性事件就显得至关重要。具有内部取向的临床师寻求精神病理症状为什么发生的答案。
主要受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模式的影响，临床医师传统上都坚持内在冲突的观点。他们将注意力主要放在揭示和重建患者的过去，假定以此获得的知识和意识能够产生必要的导致行为改变和症状减轻的领悟。有时候，弗洛伊德在其理论中也承认家庭冲突和联盟（男孩的俄狄普斯情结就是一个例子）对个体神经症行为的强力影响，他假定个体内化了这个问题；这样，弗洛伊德选择将其治疗指向帮助病人解决其内心冲突而不是试图直接改变和修正家庭系统的特性。①
①卡柏尔(Karpel,1986)指出，弗洛伊德限制自己对个体患者的经验、幻想和心理知觉的揭示，事实上否定了家庭系统本身与个体创伤根源的关联性。在这个根本消极的、聚焦于心理病理的现念下，过去是至关重要的，而潜在积极的、强化当前家庭关系特征的观念很可能被弱化或完全忽视。
通过帮助引起患者心灵组织的变化，弗洛伊德希望激起其行为变化，包括改变对他人的反应，而这可能最終导致他人改变对患者的反应模式。因此，大多数治疗师追随弗洛伊德和其他人的指引，将私下治疗一个哀伤的病人但拒绝会见该人的配偶和其他家庭成员。他们相信当病人解决了内心障碍时，相应的积极变化就会在其与家庭成员的关系中发生。不幸的是，事实通常不是如此。
今天，关于人类问题的更宽容的观点并不否认个体内在经历和内心动力的重大意义，同时又聚焦于个体行为得以发生的家庭背景。他们认为个体行为对交互作用通常有复杂的影响方式，如人际观——反对内心观——视所有行为为一个正在进行的、交互作用的、循环的、或没有明显开端和结束的再生事件的一部分。不是试图通过探寻每个患者的过去来揭示事情之所以发生的单一答案，相反家庭关系论最终将治疗师的注意力指向正在家庭内部发生的交互作用模式上。人和事件被假定存在于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背景中，犹如参与者分享每个人的命运。在这样一个理论框架内，所有的家庭成员都被编嵌在一个关系网络中，以帮助家庭改变其结构、典型的交互作用模式，或者信仰体系，进而转变各成员的行为。
借助于这样一个系统观点，家庭心理学及其临床应用（家庭治疗）将传统心理学对有关来访个体的重视扩展到对处于主要关系网络（如婚姻或亲子冲突）中个体本性和作用的重视上。在这种视角下，表现出功能失调、症状性行为（例如物质滥用、饮食障碍、严重恐怖症等）的个体被看作是一个有问题的、需要重建的家庭系统的代表。这种重建需要家庭成员一起来寻求帮助，探讨解决问题的新方案。从家庭治疗的关系视角来看，个人问题的原因和性质从对其内心动力角度来看并不清楚，但如果将之放在一个失衡的、正在继续的家庭关系系统中则比较好理解了。持系统观的临床治疗师非常专注于“正在发生什么”（比如说，在一个有问题的婚姻伴侶之间）、“怎祥发生的”（观察它的重复发生模式）和“什么时候发生”（一旦越过权力和控制，问题就出现）而不是为什么发生。也就是说，系统定向的治疗师更关心的是看到一对夫妻交互作用的过程而不是内容。
从一个更大系统，如家庭②来重新审视个体，能使我们探察到个人不断重复出现的交互作用模式。当我们将注意力转向个人在其中发挥作用的更广阔背景时，我们关于那个人做了什么、她或他那样做的动机以及治疗怎样改变行为的概念将有了新的思考维度。从这个新的多角度观来看，精神病理行为或功能失调行为可被定义为成员间争斗的产物，而不只是个体内部对立力量的结果。
②反过来，家庭也是一个更大系统的一部分，其经历通常受到有关工作场所、学校系统、健康援助系统、法律系统等的深刻影此外它还反映了特定家庭文化背景、民族、种族和社会阶层的特征。在评估和治疗中的生态观（McDaniel, Lusterman, Pliilpot, 2001)将家庭所在的多种系统考虚进去。
各种治疗结果也跟视角的转变而不同。当病理学的焦点被定义在内部、单个个体和单位属性上时，治疗师就会聚焦于个体的过程或行为模式。另一方面，如果功能失调行为被看作是二元或三元成员间不良关系的产物，那么，正是关系本身成为治疗的中心和干预策略的靶子。当夫妻和整个家庭改变交互作用模式的时候，治疗师与他们的合作就取代了治疗师的心理侦探角色，这个侦探在不断寻求揭示、破译神秘个体心灵的黑匣子。
如果成功的话，家庭治疗将改变体系——也许有助于家庭取代他们先前的不断重复的自我击败式的、限制性的交互作用模式，或者引入新的观念或信仰建立开放性的、与各代际家庭成员彼此交流的新风格和方式，或者有助于增强整个家庭关系的结构，或者在某些情况下减轻某个家庭成员的症状。在这祥一个已经发生改变的家庭背景中，丰富的人际关系技巧、更新的人际交流技巧、增强了的问题解决技巧都会导致更令人满意的人际经验，在大多数情形下还能延伸到家庭之外。
范式转变
只要一整套的态度、哲学、观点、程序、方法论长久地统治了科学思想（所知的范式），那问题的解决办法就只能固定在这样一种思想流派下寻找。然而，一旦出现了显然不能被先前范式解释的重要问题，那么以一种更加合适的理论来取代现存体系的科学努力总是会存在。一旦旧的信仰体系被取代，视角便开始转换，先前的事件就具有新的意义。在库恩（kuhn，1970)看来，一个新范式的产生就是一场科学革命。确切地说，这样一切在众多心理治疗师思维中发生的革命出现于19世纪50年代，这个时期被认为是家庭治疗开始的时期（GoWenberg & Goldenberg，2000)。
家庭治疗不只是一种新的治疗方法，它代表着“人类问题观、行为理解观、症状发展观及症状解决办法的全新方式”（Sluzki，1978，第366页）。家庭治疗观证实了科学范式的转变，是对过去观点的突破，它要求一整套新的收集和解释现有数据的假定和方法。它不只是关注个体人格特征和重复的行为模式，甚至不只是关注人们之间发生了什么（此处，个体依然是研究的单位），这种理论突破将注意力集中在作为主体的家庭上。正是家庭作为一个正在运转的交互作用系统，正是家庭本身作为一个整体，而不是其成员的总和，为理解个体功能提供了背景。
通过将系统理论带入到家庭研究中，家庭治疗代表了行为科学内的一场认知革命。简单地说，认识论是指一个人如何获得知识和得出关于世界的结论，它通常是被家庭治疗师用来指某个慨念框架或信仰系统的术语。认识论涉及用来理解经验的规则、用来解释所输入信息的描述性语言。这种规则并不一定会被有意识地说出来，当我们试图理解我们周围所发生的一切和我们怎样发生改变时，它决定着我们做出日常行为的潜在假设。
控制认识论
有关模式和过程，系统观点提倡用控制认识论替代我们习惯的认识和思考方式。历史上，控制论科学诞生于19世纪40年代早期在纽约举行的一系列由约书亚·梅西（Josiah Macy)基金会发起的战时国际会议上，当时第一流的跨学科的科学家、工程师、数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参加了这些会议。与会者提出要进行用反馈机制来调节与控制（例如，导弹和火箭的战时问题）的信息研究。创造了控制论术语、成为计算机发展的主要推动者的数学家维纳（Norbert Wiener，1948)，对信息流程和反馈机制控制简单和复杂系统时怎样起作用特别感兴趣。维纳根据希腊词“舵手”（steersman)得来控制论（cybernetics）这一术语，舵手暗指通过反馈循环的手段来指引和导航船只的全面控制和调节的系统或组织。对维纳来说，控制论代表了人类以及机器的信息交流和控制的科学。
这些会议产生了重大的突破，提出了一种新的、令人激动的认识论（一种新的范式），它为系统怎样将过去运行结果再插人当前的运行中，以此进行自我调节、保持系统的稳定性提供了理论框架。也许更具意义的是，通过交换反馈信息以改变未来运行模式的方式变得触手可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者都开始探索这些系统和控制论概念怎样能够被应用到各种领域，在这些领域中有生命和无生命的实体能够被自我调节反馈回路所控制，而这些反馈回路在达到预定目标的过程中被激活以校正系统错误和偏差，继而恢复系统的稳定性。
因此，简单的控制论或初级控制论诞生于通信工程和计算机科学，我们现在视之为一种理解各系统怎样自我调节继而维持系统稳定性的一般原理的工具。我们的注意直接指向结构（组织模式）并通过反馈循环来控制；我们寻求普遍的原理和规则来解释是什么支配着各系统。我们进一步假定：正被观察的系统与观察者是分离的，观察者能够保持在系统自身之外客观地进行研究和促成系统的改变。
G.贝特森（Gregory Bateson)是一位英国出生的人类学家、人种学家。战时他在印度为美国政府的战略服务部工作，他从这些会议中吸取了一些数学和工程概念并看出了它们对社会和行为科学的应用价值。日益关心认识论问题的贝特森（Bateson，1972)认识到控制论对自我校正反馈机制的强调，并指出稳定和变化之间不可分离的关系，关于这一点他日后写道：
所有的变化都能在维持稳定的努力中得到理解，而所有的稳定同样能通过变化得以保持。（第381页）
尽管维纳（Wiener)自己已经开始用信息加工术语来重建心理学的结构（例如弗洛伊德的无意识思想），贝特森（Bateson，1972)还是对怎样将控制论原理应用于人类交流过程中（包括那些与精神病理学相联系的过程）做出了主要贡默。要了解各种文化下的家庭是怎样保持其稳定性的，贝特森指出：家庭可能是运用自我调节反馈机制来保持平衡和恒定的类似控制系统，可贝特森自己却停留在家庭治疗领域之外。他的控制论思想一般被认为是家庭治疗领域的理论基础。
贝特森后来（Bateson，1956)大胆提出的双重束缚理论，视精神分裂症为一种关系现象而不是内在精神障碍，贡献巨大。他以相互影响的信息交流术语描述一个重要的精神病理实体，尤其是引出了对赋予症状以意义的家庭背景的注意。尽管这一关于精神分裂症的源头的理论后来被证明是不完整的（如果不是不精确的话），但它超越带症状的个体而看到家庭的交互作用，这一点对指导研究者考察信息交换中发生了什么以及在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过程中发生了什么具有突破意义。我们将在第五章回过来讨论贝特森及其双重束缚理论。
交互决定论
选择关系这一视角就不可避免地将注意力从内容转向过程。即：不是考虑用历史事实来解释现在的问题（玛丽：“我们的问题始于我的丈夫加里丢掉工作而我们的儿子格雷格开始工作之时”），而是把视角集中于一个控制论家庭系统内部与信息交流相联的序列上（“随着加里失业，我们的儿子格雷格就上缴更多的钱而且似乎主宰着我们；我越来越多地屈从格雷格的要求，我猜想加里是充满怨恨的”）。注意后一陈述是怎样从个人的线性序列行为转移到他们之间的交互作用上的。这个案例的“事实”（内容）是静止的，它不如家庭交互模式（过程）的临床解释清楚。
内容是线性因果关系的语言——这是一种一个事件引发下一事件的单向刺激一反应观点。这种观点可能对理解简单的机械情形比较恰当（机器没有太多的部分,各部分也没有太多的交互影响），但对处理显示出组织复杂性的情况来说,它是完全不够的，例如发生在家庭内部的事情。从系统的或控制的观点（考虑整体）来看,那种精确的一部分一部分的分析（例如寻求特定的童年创伤事件作为成人目前问题的起因）过于简单和武断而少有解释价值。取而代之的是，主张与线形思维相对的、认为部分通过整体发挥功能才能被更好地理解。
在物理世界即牛顿的世界里，是用线形术语来弄清因果关系的：A引起B,B作用于C,C引起D。然而，在人类关系中，这种提出一种力量只朝一个方向运动并在它的途径内影响客体的“台球”（billiard ball）模型是极少见的，如果曾经有的话,也是极少能用的。结果是，任何寻求人际事件的真正和最终起因的探索都是无意义的。A不引起B,B也没引起A,两者互为因果，解释不能在部分中被发现,但能在作为一个整体的系统（其交流模式、复杂关系和彼此的影响）中被发现。
如果内容是线形因果关系的语言，那么过程就是循环因果关系的语言。这里强调的是同时来自于各个方向的力量，而不是简单的仅由前一个力量引起的单个事件。在一个家庭内部，任何一个成员的行为都会影响其他所有成员和作为一个整体的家庭；每个成员的反应反过来又会激起影响其他所有成员的反应，这些人的行为反应又进一步地激起其他反应，如此等等。在不断的循环回路或影响的再生链条中，这样一种回声效应反过来又影响第一个人。这种观点不认为问题是由过去情境引起，而是由持续的、相互作用的、彼此影响的家庭过程引起。父母询问争吵的孩子“谁先动手？”几乎肯定能听到的是：“他（她）先动手，我只是还击。”两个孩子都是正确的，又都不正确，这完全取决于在交流回路中父母从哪里开始调査。这类相互参与也不是被限制在一对里。例如，在一个大家庭里，这类链条大量存在，谁先开始的问题一般不太可能弄清楚，并且在解决人际冲突中几乎少有结果。在所有关系中，相互性是根本的原理。变化要求改变过程而不是去找出最初犯错的人。
哥登·伯格夫妇（Goldenberg & Golden-berg,2002）将线形和循环性因果关系的陈述进行了对比。
线性：有问题的母亲产生有病的孩子。
含义：母亲的情绪问题在他人身上引起类似的问题。
循环性：一个不快乐的中年妇女，感到被排斥在家庭之外的粗心丈夫不断与其争吵，于是将自己对成年男性的情感维系在她20岁的儿子身上，而把她的青春期女儿排除在外。这个女儿因而感到被拒和不被爱，于是就在性行为上出轨，其性行为之随便令其父母大力痛苦。而儿子因害怕离家和独立，而坚持认为他必须留在家中因为他母亲需要他的关心。母亲于是感到难过，因为她的孩子似乎不像其他正常孩子一样，她还把他们的障碍行为怪罪到她称之为缺席父亲的丈夫头上。丈夫反过来变得恼怒和冒犯，他们的性关系也因而受到极大影响。孩子们用不同方式来对父母之间发生的冷淡做出反应：儿子完全从朋友那里撤退并尽可能待在家里和母亲在一起，女儿则一个接一个地接触男人但又很小心地避免同任何一个在情感上亲近。她不仅想用她的症状行力吸引家庭对她的注意，还想引导她的父母为帮助他们痛苦的女儿而彼此走得更近。
含义：行为至少和交互作用背景有很大相关，在交互作用背景中行为的发生又与内在心理过程或任何参与者的情感问题有关。（第26页）
在这个例子中我们应当搞清楚，正是家庭过程影响了个人行为，同时家庭系统内的个人用一种循环的方式也影响了家庭过程。在家庭背景中，每一个行动都会激起一个循环序列，而这反过来有助于改变原初的行为。正如贝德纳、伯林吉姆和马斯特斯（Bednar,Burlingame & Masters,1988）指出的，家庭的运转是交互决定论的经典例子。
社会系统里以及系统的心理組织（规范、角色）中的每一个成员，能够在永无止境的循环中影系统的其他成员，同时也被他们影响着。如果不考虑同时发生的心理影响，那么家庭中的心理事件是不能被理解的。（第408页）
被认定病人和症状的出现
在家庭框架体系内，单个家庭成员的行为如果忽视其发生的背景则是不能理解的。在这个事实的基础上，问题得重新考虑。不是把问题根源或症状表现看作是从单个“病人”身上散发出来的，而是仅仅把个体看作是症状的替罪羊——被认定病人（IP)——它实际上表达了家庭的失衡或功能失常。也许IP正在表达的是其他家庭成员正在思考和感受的，但是不能或不敢承认。或者IP的症状性行为（药物成瘾、精神分裂、脾气暴躁、逃学）转移了对其他家庭问题的注意力？这里的要点是把症状性行为或问题行为看作人际的、多重决定的，以及从家庭背景中引发出来的。
持机能主义观点的家庭治疗师可能把家庭成员中症状的意义和功能看作是家庭已经变得不稳定并且正试图适应或重建平衡的信号。症状有助于维护家庭稳定因而具保护性目的（实际上，功能失调的家庭需要一个生病的成员并且为了家庭健康的缘故乐意牺牲那个人）。这种观点自其产生之日起已经成为家庭治疗理论的基础。家庭治疗先驱萨提尔（Virginia Satir,1967)主张,一个患者的症状可能实际上是这样一个信号，即他或她正在反应家庭的失衡并且正在扭曲自我的成长，因为他在努力吸收和减轻“家庭的痛苦”。也就是说,在这种观点看来，1P的症状可被看作是有助于减轻家庭压力并且将家庭带回到一般行为的正常轨道上来的一种稳定机制。在这个意义上，1P的行为可能建立在帮助其他家庭成员的愿望上，尽管这未必是一个有计划的或有预谋的。例如，哈利(Haley,1979)就描述了一群受到困扰的年轻人，他们不能离开家庭而愿意牺牲自己来保护和维持家庭的稳定。在鲍斯泽门伊-纳吉和乌尔里克（Boszormenyi-Nagy & Ulrich,1981)看来，当一个孩子“感到有义务借威胁或破坏来保存父母及其婚姻”时，家庭忠诚就可能激起症状行为。维持症状以保护其他家庭成员当然不只限于儿童及其父母，也可发生在婚姻伴侶之间(Wachtel &Wachtel 1986)。
其他家庭治疗师，例如S.米纽钦(Minuchin & Fishman,1981)视症状行为为家庭对压力的反应以及不能适应正在变化的情境的结果，它不一定是用来维持家庭平衡的保护性措施。在这种观点下，所有家庭成员具有平等的症状性，而不管家庭如何努力地将问题定在某一个家庭成员身上。米纽钦（Minuchin)认为1P的症状根植于功能失调家庭的家庭交互作用上。当要求产生新的行为时，正是这个有问题的家庭结构或不灵活性将症状行为保持在IP身上。变化要求治疗师理解产生功能失调的交互作用的家庭背景，然后与家庭成员一道作为一个团体共同致力于改变现存的背景，以允许新的交互作用的可能性出现。正如米纽钦和费施曼（Minuchin & Fishman,1981)所主张的：
家庭治疗师是背景环境的放大者，他创造了一个背景，可以在其中进行不熟悉的、没有经验的探索。她坚定支持家庭成员并跋勒他们去做以前在家庭系统中被限制的行为实验。随着新的可能性的出现，家庭組织变得更复杂并且逐步展出更多可接受的解决问题的方案。（第15—16页）
瓦茨拉威克、威克兰德和费舍（Watzlawick,Weakl and Fisch,1974)提出家庭成员症状的出现和保持较少具有目的性的观点，他们认为症状或问题起源于相同的、有缺陷的问题解决办法的反复使用，而不是家庭系统功能失常的征兆。他们相信问题或症状之所以产生和维持的原因是个体反复地试用一个并不起作用反而使问题变得更糟的解决办法，最终，那个未遂的办法一旦照旧重复就变成了一个问题。这些作者主张如果要减轻症状行为的话，家庭治疗师必须帮助家庭找到对原初问题的新的解决办法。
后现代观代表一种对这些以控制论为基础的观点的突破，它提出了与症状行为有关的意义的怀疑。后现代主义者反对家庭成员的问题必然映射出家庭潜在冲突的观点。在建构主义者①看来，家庭讲述他们自己的故事并发展关于他们自己的信念；这些建构又反过来组织他们的经验，并在塑造他们的生活中发挥强有力的作用。在某些情况下，那样的故事开始代表着占优势的、沉重的叙事，使他们相信自己的选择受到限制并注定重复他们的自我击败的行为。
①建构主义及与之相关的社会建构主义的盾现代观点 (Becvar, 2000)在解释“我们是怎样知道我们所知道的”这个问题时，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有影响力的认识论。前者主张我们的每一个观点不是对世界的精确复制，而是在我们有关人类假定这一限定性条件下的视点。后者主张我们不可能感知一个真实的、客观的现实，另外我们所建构的理实是受语言调节的，并且是被我们和他人的关系及文化上共享的假定所决定的。也就是说,我们根据事先既定的、有关我们社会的观点并借助于语言来体验现实。
在M.怀特（Michael White,1989)看来，家庭对症状行为感到压抑而不是被保护和被平衡。他的治疗是叙述治疗的一种形式（见第十四章），特别是他提出的解构问题,代表一种与家庭的合作：旨在帮助家庭探索其正在进行的故事,并与他们一起共建新的故事(包含有新的可能性和新的视角和存在方式）。通过以这种方式重写家庭故事，新经验就有了可能。怀特让家庭成员联合起来从压抑的症状中重获对生活的控制。在这个过程中，他相信家庭可以视自己为一个健康的单位，努力与外部的问题抗争，而不是视自己为天生有缺陷的、无能的一群人。
次级控制论
正如前面提到的，后现代主义临床观要求创造这样一个治疗环境：治疗师和家庭成员一起分享主观的观点、概念、信念以及各成员对家庭经验的解释。随着成员表露新的信息，家庭就有了重新看待现实的自由，使之可以尝试不同的家庭叙事方式。后现代家庭治疗师（Hoffman,2002; Andersen,1991)都是次级控制论的拥护者，这种后系统（post-system)的控制论主张没有外在的、独立于系统的观察者，任何试图观察和改变系统的人都被定义成既影响系统反过来又被系统影响的参与者。（相反的，初级控制论范式包含两个独立的部分——治疗师系统和问题当事人系统——其中治疗师是一个外在的观察者，是一个试图从外面通过干预而促成家庭改变的专家。）
第二控制论主张，家庭治疗师在做家庭治疗时必须意识到各个体的存在，各有其关于现实的观点和对家庭的描述。因此，这些控制论者强调绝对的客观性是不存在的，所谓对家庭客观的描述只是一种社会建构，所表述的更多是描述者的而非家庭本身的。家庭的“现实”并不是通过所谓的客观方法来揭示的，而是通过家庭成员的社会交互作用而发生的共识（Real,1990)。
在这个新观点看来，一个家庭是由多种观点组成的（多种现实），而治疗师不再被看作是问题情境的外在观察者（或专家），在构造被观察的现实上也起一部分作用。治疗师并不操纵家庭及其问题，他或她就像任何单个家庭成员一样能够揭示家庭及其问题的“真相”。正是与其他参与者一起，治疗师看见家庭存在的就是他或她关于家庭及其问题的一套特定假设的产物。每个家庭都有多重“真相”，并不存在一个普遍的“真相”。于是，治疗师再也不能将任何一名家庭成员的观点看作是只有治疗师（或特定家庭成员）能看到的、对家庭现实的某些假定正确的解释的歪曲。
在这种观点看来，人被看作是系统观察者，并运用语言来描述、区分和刻画系统。但是既然我们当中没有任何一个人看到了一个真正的客观的世界，那么每个家庭对现实的解释就被个体或家庭本身所叙述的“故事”所限制。这些“故事”不仅反映而且更重要的是给家庭经验赋予定义和意义。从那种意义上说，它们是自我永存的。倡导这种观点的人主张我们应该讨论“一致性检验”，而不是讨论一个家庭的“现实性检验”。于是，后现代视野中的家庭治疗就变成一种邀请治疗师参加进来的一种家庭“对话”。治疗师和家庭一起生产一种新的叙事，有效地改装那种将家庭拖入家庭治疗的病理性故事(Doherty,1991)。
从19世纪70年代晚期开始，一些与贝特森(Bateson,1972)控制论思想产生共鸣的家庭治疗师开始注意这些人的理论：智利生物学家马特拉纳（Humberto Maturana,1978),认知科学家瓦瑞拉（Francisco Varela,1979),控制论学者H.冯.弗斯特（Heinzvon Foerster,1981)和认知心理学家E.冯.格拉塞弗尔德(Ernstvon Glaserfeld,1987)。他们都呼吁放弃那种认为一个活生生的系统可以被观察、被客观研究和从外部改变的简单控制论观点。相反，他们将观察者置于被观察的位置。家庭治疗师,诸如霍夫曼（Hoffman,1990)把大量的这类思想应用到治疗工作中去，采用次级控制论模型（其中，正在观察的治疗师是被观察的家庭系统中必不可少的循环回路的一部分），与家庭成员一起共建生活的意义。洽疗师不是提供家庭问题的答案，而是与家庭成员一起探索意义，并在此过程中“重写”生活和相互关系。
当初级控制论的治疗师主要将家庭系统看作是机械系统的类似物时，这些次级控制论学者主张活生生的系统不应被看作是可从外部着手编程的客体，而应是一个自我创造的、独立的实体。斯罗维克和格瑞费斯（Slovik Griffith,1992)坚持认为后者的集体努力代表了一种对批评家感到可能予以控制、操纵和独裁干预的技术和策略的危险的强烈反应。如霍夫曼(Hoffman,1990)所述：
家庭治疗中初级控制论观点假定，运用这样或那样的技术来影响他人或家庭是可能的：我安排你、我教你、我指导你。次级控制论的观点则意味着治疗师将自己视作必须改变的一部分；他们不能置身事外(第5页）。
大部分家庭治疗师用某种方式继续实践着控制论方法，尽管大量关于问题家庭和功能失调家庭如何更好地受助和改变的争论仍然存在。家庭治疗师是一个外部专家吗？是一个强有力的、负责变化的代理人吗？是一个进入家庭进行观察、扰乱通常的交互作用模式，然后设计策略来改变家庭不断重复的自我挫败模式的人吗？或者他还是改变过程中的必需部分——带着他或她自己的“现实”，通过治疗性的会话和对话，希望通过改变家庭前提和假定来赋予新意义并最终创造一种新的背景？家庭治疗师应该是行动导向的并推动行为改变呢，还是把注意力集中于语言怎样为人创造一个新现实上？米纽钦(Minuchin,1991)对新模式关于制度和社会经济条件对人们生活的影响程度提出了质疑，他指出，贫困家庭就已经被剥夺了重写他们自己故事的很多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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